摘要：法官素质的提高不仅离不开理论知识的学习，更离不开实践经验的积累。 ...
因此，刑事政策和刑法的更多的表现为在秩序和自由之间的协调。
在囚徒困境中，假如各方合作，结果会比相互背叛好。权威判断的可错性和实践理性的工具性，反而给社会成员设定了一项道德义务，即对权威所判断的基本善应该经常加以检验和反思。
所谓拥有权力，是指A拥有让B做A想要B去做之事的能力。如何理解权威与实践理性之间的这一冲突？让某个人的意志服从权威的意志是否可能具有正当性？权威在人类生活中具有何种规范性地位？是否存在服从权威的道德义务？这些问题都是权威理论中争讼不休的核心问题，亦是法律理论必须认真对待的基本问题。前者回避拥有权威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核心问题，后者取消了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病人最终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理由平衡而行动。但是，拉兹一方面承认法律必须拥有权威，而权威要求服从，即使权威是错误的也应得到服从，另一方面又否定存在法律的一般义务，两种主张之间似乎矛盾。
任何事实上有效的法律，都必须有能力拥有权威：要么是法律有能力主张权威，要么是权威对象相信法律拥有权威。权威性指令是一种行为理由，要求人们直接将该指令作为实施该指令所指示的行为的理由。三是法令所为规定之事项。
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235。这就解释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将习惯法界定为国家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习惯的原因。习惯法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传承优秀、合理的因素，同时也不断扬弃和淘汰不合理的因素，它实际上是习惯法规则在特定的社会和法治发展阶段为在主流社会中寻求足够生存空间而不断作出的自我调节、自我修正以及自我完善的过程。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司法实践对这类指导性案例加以的参照的尺度、分寸与操作规则，以促成其对其他个案指导意义的切实实现。
[43]我国已有这方面的尝试，但实际效用难以令人满意。[20] 有学者也持相同立场：法官应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即使习惯法不完全合乎法律精神，也应灵活处理。
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苏力所谓法治本土资源的真谛所在：法治建设借助本土资源的重要性还在于，这是法律制度在变迁时获得人们的接受和认可、进而有效运作的一条便利的路径。国际法规范不仅因作为各国立法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而具有相当的科学性，而且还给予各国的普遍承认而具有相当的普适性与权威性。[15] 本案案情为：贵州省台江县巫梭村苗族妇女李格略自1970年以来，长期被当地村民认为不干净，有酿鬼。[18]若违反上述条文，则应承担《合同法》第七章中相应的违约责任。
长期以来，相关研究对于某些基本问题的认知立场存在偏差，直接影响到国家法承认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制度实践。可见，多种实施路径的有机整合也应成为我国相关制度发展的重点之一。如前几年坊间热议的见死不救入罪还是见义勇为促进的争论，一千多年前吐蕃芒松芒赞时期的《狩猎伤人赔偿律》就在考量当事双方身份对比关系、受害者伤亡程度、强制处罚与奖励的选择标准等方面给出了很好的回答。四、为何：它山之石的比较借鉴 （一）域外规范考察 国家法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承认从来都不是中国特色，在域外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相关的制度实践和研究。
[3]总之，本文采用更为精准化的习惯法作为核心表述。在规范范畴上，目前集中承认少数民族习惯法规范的变通作用完全通过单行条例实现，而自治条例的变通功能尚处沉睡状态，亟待唤醒。
郑鹤瑜：论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刑法的冲突及其解决，《中州学刊》2007年第2期。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国家法对少数民族习惯法承认制度研究也只能如蜻蜓点水，势难深入。
无独有偶，日本有学者指出：在刑罚法规的解释时，可以援用习惯法。[20]因此，可以将参照视为一种国家法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准承认（quasi-recognition）。如1913年大理院发布的判例规定了四项原则：一是人人有法之确认心。[27]总之，制度研究，理论先行[15]同注[2]引书，第629页。[5]保罗·盖耶：《康德与自由的经验：美学与道德论集》，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 -9页（Paul Guyer， Kantand the experience of freedom: essays on aesthetics and mor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pp.8-9）。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永久和平只是作为人的权利、荣誉和尊严的语境和背景而被提及的，离开了这一背景，整个人的尊严的理念也无从实现。[3]同注[2]引书，第20页。
三、知性对于法律概念的建构：以权利为核心 （一）先天范畴的确立：权利概念的定位 首先来看知性的建构功能，在康德看来，知性的建构离不开两样东西：一是主体自身所具有的先天形式，二是经验的材料。[7][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38]同注[18]引书，第133-134、186-187页。要对这一情境进行充分且明白的说明，首要的问题就是：这里所谓的理性究竟是包括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层面，还是仅仅指纯粹理性本身。
而只有脱离这种状态进入到文明状态，也就是进入和平的状态中才能避免上述的问题。[10]奥特利尔德·赫费：《康德之法律与和平的世界主义理论》，亚力大学·牛顿英译，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导言，第16页（Otfried Hoffe， Kant's cosmopolitan theory of law and peace， translated by Alexandra Newt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Preface， xvi.）。[13]既然整个的哲学知识是一种推论性的知识，那么我们所要关注的重点就应当是这种推论性的知识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整个知识的链条是什么？而这一点，恰恰是纯粹理性的建筑术的任务。可以说，在康德那里，科学和人文在先验方法论的领域内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更为重要的是，自然状态一文明社会的演变模式本身就是康德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一种臆测和想象。[2][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1 -612页。
因为，在康德看来：我们理性的一切兴趣（思辨的以及实践的）集中于下面三个问题：（1）我们能够知道什么？（2）我们应当做什么？（3）我们可以希望什么？[2]也正是在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中，康德通过其先验的批判哲学体系确立了人作为理性的主体的中心地位，突现了人的自由、自主和自尊，第一次在完整意义上揭示了人在知识、行动及其所追求的目标中的本原地位。[39]在这里，并存意味着和谐、不矛盾和不冲突，并且这种并存乃是自由的并存，换句话说，自由和和平在权利的普遍原则中得到了统一。
并且，纵观这一论述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将我剥离出来的过程乃是通过占有方式来说明的，更为重要的是，对占有的阐明也是从感性的占有和理性的占有两个方面来论述的。[30]汉斯·米歇尔·鲍姆加藤（Hans Michael Baumgartner）：《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导读》，李明辉译，联经出版事业股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4页。
一、法哲学体系的基础：人的尊严的论证与确立 1784年，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宣称：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30]我们认为，后一种意义上的理解更为确切，因为，在我们看来，整个法哲学的建构乃是一种体系上的建构，因此，其批判哲学本身也必须从体系上来理解才能够真正做到建构的完整性和严密性。在这个自由的王国中，具有理性的人必然也是自由的。因此，关于权利的知识就是一种系统而非零散的知识。
而一切兴趣最后都是实践的，而且思辨理性的兴趣也是有条件的，并且惟有在实践运用中才是完整的。而对于法律科学来说，主体自身的先天形式主要包括以下两种分类：权利和义务、私法和公法。
综观《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以及其他涉及其政治法律思想的论文（如《系科之争》、《论通常的说法》、《论永久和平》等等），无论从哪一个层面来说，对于先验方法论的采用都占据着主导地位。[10]这样一种前瞻性就体现在先验方法论领域内所蕴涵的人的尊严和永久和平两大理念之中。
而基于实践理性，永久和平的理念乃是知识的和谐和整全的前提和基础。[19]虽然康德对于权利进行了一般的分类，包括自然的权利和实在法规定的权利、天赋的权利和获得的权利的划分，但是其整个法哲学体系建构的基础还是在于自然的权利和文明的权利的分类。
